傅雷翻譯出版獎
中國翻譯家傅雷的精彩譯筆和高潔秉性，一直在中國讀者心中有著不一般的位置。以這位偉大的翻譯家命名的“傅雷翻譯出版獎”由法國駐華大使館資助，設(shè)立于2009年，用于獎勵中國大陸譯自法語的中文譯作。每年評委會評選出文學(xué)類與人文社科類作品各一部，兩部獲獎圖書的中國出版社和譯者將共同分享總額8000歐元的獎金（獲獎出版社獎金比例為1/3，獲獎譯者獎金比例為2/3）。“新人獎”自2013年設(shè)立，獎金為1500歐元，用于鼓勵新生代譯者。8人的評委會，中法專家各占一半，法蘭西學(xué)院院士、北京大學(xué)法語系教授董強先生擔(dān)任評委會主席。
中法文化交往的艱難翻譯路
從文獻看，中法文化交往可追溯到近700年前，1331年，教皇約翰廿二世任命巴黎大學(xué)教授尼古拉為第二任汗巴利克（又稱汗八里）大主教。所謂汗巴利克，即元大都北京，尼古拉除承擔(dān)宗教使命外，另有秘密使命，即考察火藥在戰(zhàn)爭中的應(yīng)用。但1368年，元朝即告滅亡，尼古拉究竟做過什么、結(jié)果如何，史無記載。
明代時，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華，首次展示了世界地圖（即《萬國輿圖》），1854年，利瑪竇還繪制、出版了《山海輿地全圖》。該圖有簡要說明，介紹了歐洲30多個國家，其中就有“拂郎察”，明代一般稱法國為佛郎機，但有時也將歐洲人都稱呼佛郎機，認(rèn)為它“近滿刺加（今馬六甲）”。
清代初期，法王路易十四親政后（1661年），企圖擺脫羅馬教廷，便資助傳教士來華。第一批來華的傳教士為洪若翰、張誠、白晉等5人，他們于1690年抵達北京。張誠后來參與了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翻譯工作，俄方曾試圖收買張誠，張誠雖予以拒絕，但有學(xué)者認(rèn)為，張誠在實際工作中確曾偏袒俄方。
18世紀(jì)，法國掀起了中國文化熱，中國音樂、戲劇、哲學(xué)被大量譯介到法國，伏爾泰稱中國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他的《風(fēng)俗論》以中國為起，以中國為結(jié)。伏爾泰學(xué)習(xí)過宋明理學(xué)，他在法國邊境隱居時，屋中掛著孔子像。伏爾泰認(rèn)為古代中國是賢明政治，并稱贊中國制度為“開明專制”，認(rèn)為其優(yōu)勢在于能維持秩序、醇化風(fēng)俗和培養(yǎng)美德，而這恰好就是政治的主要目的。伏爾泰已意識到當(dāng)時中國科學(xué)落后于西方，但他卻認(rèn)為中國“精神上的科學(xué)”遠遠領(lǐng)先于西方。
另一位啟蒙主義巨匠孟德斯鳩則在其名著《論法的精神》中提出截然相反的觀點，稱：“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的。在最初的那些朝代，政府的專制精神也許稍微差些，但是今天的情況卻正好相反。”當(dāng)時歐洲出版的圖書中，86%是法文，孟德斯鳩的觀點很快傳向全歐洲。
不論是伏爾泰還是孟德斯鳩，他們都沒有來過中國，參考的是一些西方傳教士的記述。這些記述前后矛盾、比較粗略，難免讓人產(chǎn)生誤會。通過與東方文明參照與批判，啟蒙主義得以生長，值得注意的是，以法國為代表的歐陸啟蒙思想和以英美為代表的海洋啟蒙思想截然不同，前者以傳統(tǒng)為資源，卻超脫于傳統(tǒng)思想的框架，給人豁然開朗之感。
這種豁然開朗帶有雙重性：其一是無需任何實踐，只通過頭腦風(fēng)暴，便能開啟極大的創(chuàng)造力，這為解放思想、觀念先行提供了借口，堪稱普通人自我解放的捷徑；其二是重新激活被壓抑的傳統(tǒng)，比如革命。
林則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中都曾明確提出，法國“為歐羅巴洲富強之國，惟與英吉利不睦，世尋兵戈，俗尚奢華，虛文鮮實，精技藝，勤貿(mào)易”?？蛇z憾的是，后來者反而忽略了“虛文鮮實”這4個字。在“數(shù)千年未遇之大變局”的壓力下，我們不得不逐漸拋棄了自己的“虛文鮮實”，代以法國式的“虛文鮮實”。
1898年，林紓翻譯（與王壽昌合作）出版了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引起巨大轟動，該作被認(rèn)為是外國文學(xué)翻譯的開篇之作。1926年，劉半農(nóng)重譯《茶花女》，其后又有康夏農(nóng)、秦瘦鵑、李連萃、王慎之等人的譯本。
林紓一生翻譯法國小說20多部，在他的引領(lǐng)下，梁啟超、魯迅、胡適、蘇曼殊、陳獨秀都翻譯過法國小說：梁啟超翻譯了焦士威奴（今譯儒勒·凡爾納）的《海底旅行》（今譯作《海底兩萬里》）和《十五小豪杰》；魯迅以筆名周逴翻譯了凡爾納的《月界旅行》（不知為何，魯迅說成是美國作家查理士·培倫所作），并以之江索士為筆名，翻譯了威爾奴（凡爾納）的《地底旅行》；蘇曼殊與陳獨秀合譯了囂俄（今譯為雨果）的《慘世界》（今譯為《悲慘世界》）；胡適翻譯了都德的《最后一課》等。
